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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朱德外孙:曾见到谷俊山对徐才厚唯唯诺诺

2017-11-18 12:36

刘建,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朱德的外孙,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,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,少将军衔。 近日,在位于北京怀柔区装备学院的办公室里,刘建接受了“深读”的采访。与爷爷朱德生活在一起的许多年中,爷爷时时处处要求子女和晚辈不能有特殊化思想,自己首先以身作则,遵守党纪国法。

朱德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任“中纪委”书记。在任5年多时间里,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。在办理各类案件过程中,他一直坚持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,教育各级干部。 刘建记得爷爷教育子孙时,常说的话“心里对法纪没有敬畏,这是最要命的”,除了敬畏,爷爷所强调的“对权力恪守的‘公心"也成为他谨记在心的家风。

在位于北京怀柔区装备学院的办公室里,刘建接受了”深读“采访 家 风 严 格

家 风 严 格

让女儿搬出中南海 平时不准回来

刘建的母亲朱敏是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,身为朱敏长子的刘建从出生后就跟着爷爷朱德一起生活。在长达15年共同生活的经历中,从生活细节、个性养成、职业选择,刘建都深受爷爷的影响

因朱德忌讳“姥爷”与封建社会的“地主老爷”同音,晚辈们不分里外,都称朱德为“爷爷”,这样的叫法也延续至今。

1953年夏天,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后,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。不久,刘建就出生了。为了让女儿专心工作,朱德决定把刘建留在身边抚养。令人想不到的是,朱德虽然帮助女儿照看孩子,但却坚持让朱敏搬出中南海的家,到北师大的集体宿舍住。后来,为进一步消除女儿平日回家看孩子的念头,朱德做出了更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:每周只允许朱敏星期日回一次家看孩子,平时不准回去。这是一条“硬规定”。当时朱敏夫妇不太理解,觉得这条规定有点太不近人情,普通百姓的女儿也可以随时回家看孩子和父母。朱德教导女儿说:“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,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,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,是爹爹对你的期望。”朱德这样做的目的,就是要女儿不要因为特殊身份就总往家跑耽误工作。

刘建告诉法晚“深读”,爷爷朱德是佃农出身,当年能完成私塾教育,全靠兄弟姐妹们整日辛苦劳动、节衣缩食供他读书。新中国成立后,爷爷就要求他们每家来一个孩子到北京读书。当时就来了10多个孩子,大的十几岁,小的才几岁,虽说爷爷当时工资不低,但要抚养这么多的孩子,学费、交通费、生活费,一个月下来就所剩无几了。

从1959年开始,国家遇到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。政府将每个国民的粮食定量缩减到最低限度。当时,中南海工作的机关干部由个人报数重新定量。毛泽东主席自报每月粮食定量是26斤,周恩来总理报了24斤,刘少奇主席报得最低,只有18斤,朱德报了26斤。后来按照国家制定的定量标准,北京市规定男性干部粮食定量为28斤。但这些领导们坚持说,既然已经自报,就不要变动了。有关部门只好按照他们自报的数量发给粮票。直到刘建参军到部队,每次回家看望爷爷奶奶走时,奶奶都要叮嘱把粮票留下。

在刘建的印象中,生活中的朱德是非常慈祥的老人。“他平时跟孩子们说话都是慢言细语,但在他的内心深处,又对我们有一种‘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标准有要求’的态度。”

刘建回忆,家中要求孩子们从小要学会“艰苦朴素、自己动手”,三四岁的时候就必须自己洗袜子洗手绢。朱德制定要求,夫人康克清来贯彻,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。

“那时我穿白袜子,怎么搓也不干净,就挨了康奶奶的手板。”刘建回忆道,彼时年幼的他连叫带喊,爷爷听到后走过来,哄他说:“你奶奶打你,她的手也疼呀。”当时,刘建对这句话并没在意,现在回想起来,才体会到这句话里饱含的真情。

刘建告诉法晚“深读”,爷爷朱德对于家风严谨朴素的要求,归因于以下两点:朱德幼时出生在佃农家庭,家中没有一寸土地,生活清贫,在四川老家耕种的土地都是地主的,即使后来位居高职,也秉承一贯以来的简朴作风;另外,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建立起来,社会条件困难,作为党和国家的干部更得做榜样。

“他当了一辈子军人,办什么事情都要求利利索索的,讲了就要办要落实,反过来要检查。”刘建说。

1985 年夏天,朱敏一家三代为康克清老人祝寿。前排左起:刘宁、康克清、刘敏;后排左起:刘建、王玲、刘铮、刘武、朱敏、林江红、刘进

提及“严打”中朱德孙子被惩处:

“他们是被旧时代特权思想给害了”

作为干部子弟,刘建和兄弟姐妹们从小被教育不能有“特权思想”。

“虽然我们小时候住在中南海,但是上学的时候都是走路去的,刚开始上一年级就不让坐汽车,上小学时周围的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,也不会去故意显摆。”刘建说。

刘建认为,干部子弟和老百姓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特殊化。“子弟们认为谁也管不了他,没有约束,不敬畏什么东西,这是最要命的。”

刘建说:“家里的教育就是从小让我们思想中始终有一种敬畏,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,特别是康奶奶,她从各个细节抓,比爷爷还严厉。”

朱老总给人的印象是温和敦厚,很少发脾气。刘建说:“爷爷说话很温和,很少有发火的时候。”

然而,在“文革”中,他第一次看到爷爷在家中对亲属发火。那时,“我表哥在学校里参加‘联动’(‘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’的简称)。”“联动”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。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很多针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事情,对他们乱扣帽子,还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批斗,干部子弟们对自己前辈遭到恶毒攻击表示不满,就成立了这个组织。“我的两个表哥在社会上说了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,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,把他们抓起来了。公安部门审问他们:‘你们讲中央的事情,从哪儿听来的?’他们随口就说:‘我爷爷告诉我的’。”

“这可就麻烦大了,马上成了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反映到上面了。有关文件后来就放到了爷爷的办公桌上。爷爷回家看到后,就发火了。因为那个时候那样讲很危险,容易授人以柄,后果很严重。爷爷虽然没有怒气冲冲,但表情非常严肃。”刘建说。

“文革”中,长大的孩子们陆续离开了中南海,脱离了管教,在外做出些不知轻重的事,爷爷奶奶知道了,经常会严厉批评,甚至禁止他们回家,以示惩罚。奶奶经常告诫儿孙要遵纪守法,特别指出不能有目无法纪的特权思想。

刘建回忆说:“奶奶身边女工作人员多,她特别要求我们凡年长者要称阿姨、大姐,年轻者称同志。在家中,男孩子不允许穿内衣裤闲逛,要求孩子们在家中和单位都要始终如一。”

爷爷生前曾嘱咐过奶奶:“如果孩子不争气,犯了错误,出了问题,你也不用生气,党有党纪,国有国法。子孙不争气,你可以登报,与他们脱离关系。”

刘建说,爷爷的话不幸言中。1983年,适逢“严打”,爷爷的四个孙子因特权思想严重,不听组织劝告,公开玩弄女性触犯了法律,受到了惩处,其中最小的一个在天津被处决。奶奶康克清知道此事后,不护短,不袒护。当有人提出请奶奶找人帮忙给他们减轻罪行时,她态度明确地表示: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”当有人说他们给朱老总抹黑时,奶奶气愤地说:“他们是他们,他们做的坏事自己负责,跟朱老总没有关系。”刘建坦言,“他们是被旧时代的特权思想给害了。”

在家里时常“唱红脸”的朱德夫人康克清,也是位坚决反对特权的耿直奶奶。

1976年爷爷去世了,奶奶马上向组织报告,交房子并提出来她该享受自己的待遇,该搬到什么房子住就搬到什么房子去;老总的车立即交,工作人员按照中央的规定,老总的文件该交的交,该退的退,然后回到自己的单位去。组织在工作上派给她谁就是谁,负责照顾朱老总的人员,现在朱老总不在了,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原单位。1992年奶奶去世之后,刘建的母亲朱敏也把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。要求将奶奶的住房退给单位,交给组织,并向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写信:

妈妈康克清病逝后,根据妈妈临终前的遗嘱“我什么都不要”和爹爹后事处理的原则,我对爹爹和妈妈遗物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:

一、妈妈的存款:她老人家生前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,存款就捐给江西万安县,支援家乡的教育事业;

二、爹爹和妈妈的手稿、书籍及有革命历史和教育意义的文物、有保存价值的礼品全部交给组织。

妈妈病逝已近两年,遗物暂时存放在她原来的办公室、卧室以及库房里。因为我不住在那里缺乏严密的组织管理,加之今年暖气试水时漏水,物品部分受潮,造成了一点损失,因此,我建议:请组织上指定专人组成处理小组,作为亲属我们将遵照他们的遗愿,配合组织,善始善终处理好有关他们的一切事宜。

朱敏

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1974年,“小排长”刘建向朱德元帅汇报在部队当兵的体会 1954 年春天在中南海家中,康克清高兴地怀抱朱敏的长子刘建

被告诫不要当兵油子 给爷爷转送部队带回的礼物被责问

朱德一生从军,对部队有着深厚感情,这样浓烈的情感也自然而然地输送到了后辈的血脉里。

刘建1970年底入伍当兵。当时,他所在部队的领导长征时是小红军,才9岁,十分敬重朱德,考虑到爷爷朱德的年龄大了,便有意给刘建找些出差的事项,派他回北京看望老人家。每次刘建回到家,爷爷都十分关心部队的情况,问这问那。比如:战士们在想什么?农村战士、城市的战士想什么?吃得怎么样?一个星期能吃几顿细粮?一天可否保证一顿细粮?干部们能不能与战士们同甘共苦?一星期能否洗上一次澡?杀了猪,猪的下水、内脏战士们能否吃到?连队养了几头猪?多长时间杀猪吃肉?干部有没有占战士的便宜……

爷爷同时告诫刘建不要当“兵油子”。所谓“兵油子”是指国民党老兵,打起仗来枪口抬高一寸,领起赏来胳膊伸得最长。刘建提干后,爷爷常告诫他,干部带兵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,知兵、爱兵,还要学会做思想转化工作。爷爷说:“部队打仗是靠着战士冲锋陷阵,战斗胜利要靠官兵一致。”“那时候很多农村来的战士没上过学,有些还是文盲。河北邯郸的一个战士问我:‘班长,我听说人民大会堂宴会桌是能转的。’我说:‘好像是。’他说:‘听说一分钟能转300多转呢!’多可爱的战士啊!”想起早年在部队的往事,刘建哈哈一笑。

刘建回家探亲时,师长特意买了两瓶山西汾酒和两瓶老陈醋,让带给爷爷,代表部队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敬意。这是刘建当兵后第一次回家。一见爷爷,立刻行了一个军礼,高兴地把师长带的礼物拿出来。谁知,刚刚还满脸喜气的爷爷,马上面带愠色,严肃地说:“你不该收礼!你要遵守纪律,向农村来的战士学习。”爷爷让奶奶按市价给了刘建醋钱和酒钱,并嘱咐回去后一定要开发票寄给他。

对于部队中的作风问题,朱德的态度一贯明确。早在解放战争时期,1947年5月,朱德受毛泽东委托视察华北部队。两个月的时间里,朱德整顿军队腐化,清理经商机构,一改彼时的华北军区混乱局面。

1949年11月,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,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,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任“中纪委”书记。 在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的5年多时间里,根据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、政策和工作重点,朱德领导中央纪委和全国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,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,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,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他坚持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,教育各级干部保持对权力恪守的“公心”。

总参谋部情报部原部长、老红军戴镜元曾向刘建讲述过建国后朱德对他的教育和挽救。

戴部长是我军第一代无线电侦听人员。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“步步前进,就是步步胜利!”;中央军委将击毙的日寇中将、“名将之花”阿部规秀的大衣奖励给他;朱德曾将斯大林送的望远镜转送给他……这都是为了表彰他在情报战线上做出的成绩和贡献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中央军委任命戴镜元负责组建总参情报部,在营房建设中,他擅自挪用了进口的楠木材料为自己装修住房。在“三反、五反”运动中,有人揭发了他。材料上报后,有人建议,为严肃党纪,警示他人,应严惩戴镜元。按当时的惩办条件可移送法院追究刑事责任。朱德调阅了案卷后,亲自找他谈话,认真核实情况。

鉴于他的贪污数额在违纪和判刑之间,且他属初犯,认错态度诚恳。按照党“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的方针,朱德与中纪委的同志们研究决定,对他实行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。收回住房,改做公用,免去他的职务,留党察看,同时取消了他1955年将军授衔的参评资格,下放到北京崇文区一家工厂劳动改造。在多年劳动改造中,他遇事经常检讨自己,时时告诫自己要遵纪守法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中央军委恢复了他的职务和工作。

谈 反 腐 败 曾见到谷俊山唯唯诺诺 回答都是“我听首长的”

曾见到谷俊山唯唯诺诺 回答都是“我听首长的”

十八大之后,国内军队系统的反腐败工作得以迅猛推进,军中一批“大老虎”纷纷落马,中央政府在部队经商、基础设施等腐败高发领域进行了严格整顿。

“军队讲纪律,我们的红军从一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,首先就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,然后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”刘建认为,法治对每一个人是一种约束,心里要有敬畏。“像以前总后的谷俊山,营房部一个小院里头全是他们家亲戚,不仅有亲戚,还有亲套亲的乡亲。”

作为一名干部,特别是一名军队干部,刘建一直谨记爷爷教导的“保持对权力恪守的‘公心",这份“公心”不仅指不能滥用权力,更要做到“对自己要有标准有要求”,要“以苟活为羞,以避事为耻”。

刘建回忆,在他担任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期间,有一年因为单位的土地使用问题,徐才厚带着谷俊山来了解情况,到了情况汇报阶段,徐才厚向谷俊山询问意见,谷俊山表现得唯唯诺诺,回答几乎都是“我听首长的”、“首长说怎么办就按首长说的办”。

近几年,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在强调,为官,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,遵守规矩,不是无所作为,为官不为。

刘建告诉“深读”,今年全国两会的时候,“两高”报告中他最关注的是干部预防犯罪的问题。

“那些犯罪的干部,你要说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,我不承认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根本不可能选他去当这个干部,我们党的要求、标准、规定是很严的,”刘建认为,“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执法监督者、纠正者对‘拉袖子警告’预防制度的执行缺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”

刘建说:“我曾经和一个搞检察工作的干部说过,他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,也受到一些制约和条件限制,我说我不研究你的工作程序,我只研究你的工作职责。”刘建说,“你的职责就应该表现在超前。你超前警告,被警告的人拒不执行,那你就一点儿别客气了,那是明知故犯,和不知而为之是两个概念的。拉拉袖子提醒提醒,就可能挽救一个人。”

在“深读”和刘建的采访中,刘建关注的话题并非仅限在部队内,视野很开阔,从军中反腐、到社会热点以及空气污染、扶贫、城市治堵、留守儿童问题,他都有关注,这缘于他的另一个身份——全国政协委员。

刘建说,他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座谈会,主题是讨论秸秆焚烧污染问题,一名官员问他“您是军队的,怎么对秸秆这么重视?”

“我是这么回答他的,我是在部队,但我生活在真空中吗?第一,焚烧秸秆造成的污染,我生活在周边城市,同样深受其害;第二,秸秆的综合利用牵扯到环境保护和农村经济的发展,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,作为政协委员就是要关心所有的人的意见和想法。”刘建表示。

在谈及大城市的通病——车辆拥堵问题上,刘建给出了自己的建议:“车辆可以资源共享,就是不要来回这么跑。比如北京到天津,你就不要开车去,坐高铁很方便啊,到那儿要想开车就在当地租车,资源共享。”

刘建建议,就像北京现在遍布全城的自行车租赁一样,汽车也可以以同样的形式效仿,“你拿着身份证就可以租用车,用完你就把车停在原来的地方。如果你还想到别的地方去,另外一个地方也可以停车,停那儿完了会有人再开回来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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